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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第26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

2019-09-22 05:38 来源:维基百科

  • 【专题】第26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

  前者强调的是商业模式的文化活动操作方式,是指商业原则下的不同种类的知识产品的生产。(十)绩效支出:指编辑部为调动编辑人员办刊积极性,根据绩效考核情况支付的人员激励费用。

为进一步增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影响力和透明度,提高基金管理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水平,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编写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报告(2013)》日前正式由学习出版社出版发行。我们的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我们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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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推出一批前瞻性研究成果南开大学李勇建领衔的“生产者责任延伸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实践研究”课题组、浙江工业大学池仁勇领衔的“中国中小企业动态数据库建设研究”课题组、南京农业大学应瑞瑶领衔的“环境保护、食品安全与农业生产服务体系研究”课题组、江西财经大学孔凡斌领衔的“我国大湖流域综合开发新模式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以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为例”课题组、重庆工商大学文传浩领衔的“三峡库区独特地理单元‘环境经济社会’发展变化研究”课题组、四川大学徐玖平领衔的“重特大灾害社会风险演化机理及应对决策研究”课题组、上海社科院王世伟领衔的“大数据与云环境下国家信息安全管理范式及政策路径研究”课题组撰写的47项成果获中央领导和省部级领导批示66次;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刘世庆领衔的“我国流域经济与政区经济协同发展研究”课题组撰写的15项政策研究报告获多位中央领导批示,4项成果得到有关部门采纳;中国社会科学院史丹领衔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电力互联互通战略研究”课题组,提出与周边国家电力互联互通条件下电力网络治理的思路,撰写多篇研究报告获国务院领导批示并采纳。引入社会和历史的维度,并不意味着无视文学文本固有的文学性规律,抛开文本而空谈社会历史是无意义的。

地震救援、恢复、重建是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对其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对于我国乃至全人类的防震减灾事业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在“误读”的基础上,佛教文学的思想内容、艺术形象和文体形式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异。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发布的《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的范围包括:(1)以文化为核心内容,为直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而进行的创作、制造、传播、展示等文化产品(包括货物和服务)的生产活动;(2)为实现文化产品生产所必需的辅助生产活动;(3)作为文化产品实物载体或制作(使用、传播、展示)工具的文化用品的生产活动(包括制造和销售);(4)为实现文化产品生产所需专用设备的生产活动(包括制造和销售)。因此,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的历史起点上,着眼于提升文化自信,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发挥新的更大作用。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方广锠——关注地方文化应时应机

  辞赋即大成文体的一个典型代表。车船以轮击水,用人踏车,进退自如,是当时高效先进的造船技术。

  2012年12月,丛书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文化产业和内容产业本质上属于知识生产,而创意产业居于知识服务,它以创意对其他产业的融入和渗透为表现形式。

  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成也不是无源之水,作为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积极成果,它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智慧的理论结晶,这突出表现在历史唯物主义在继承西方文化遗产的同时,首先在思维方式上实现了对西方哲学“逻辑在先”思维范式的革命性变革。在其所著的《历史》中,希罗多德征引或转述的铭文凡二十处,范围包括希腊本土以及吕底亚、巴比伦尼亚、波斯、埃及,其中三则可与已发现的铭文相互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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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板化、错位化、非农化: 警惕“三化”跑偏乡村振兴轨道

2019-09-22 08:53 来源:半月谈网 编辑:王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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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切实遵循“科学性、学理性、普适性、实用性”的原则,是一部重规律、耐推敲、看得懂、可操作的巨震灾后重建百科全书。

编者按: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当前在一些地方,乡村振兴战略甫一起步,就存在跑偏苗头:乡村振兴“样板化”、建设主体“错位化”、发展取向“非农化”。这些倾向与中央倡导的战略要求是否相符?与农民群众的期待是否合拍?

谨防乡村振兴跑偏,需要真正把握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和内涵,贯彻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总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需要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的“七条道路”:“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走共同富裕之路、走质量兴农之路、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走乡村文化兴盛之路、走乡村善治之路、走中国特色减贫之路”。

专题策划:许中科

专题编辑:许中科 姜磊 徐希才

专题调研:谭元斌 郭强 宋晓东 汪军 刘良恒

乡村“样板工程”

易沦为“面子工程”“烂尾工程”

半月谈记者 汪军 郭强 宋晓东 刘良恒 谭元斌

示范点、产业园、特色镇:乡村振兴看“样板”?

江西某县一个村庄内,假山、石桥、廊道、花坛、护栏、凉亭、广场、停车场、公共卫生间、污水处理设施等一应俱全,人居环境媲美城市优质小区。“这是我们高起点规划、大手笔建设的一个示范点,共投入1200多万元,还专门聘请了北京一家规划机构设计。”当地乡镇负责人说。

“一个乡镇一般只能搞一到两个点。”该县县长坦言,当地共有自然村2000多个,不可能每个村都按照这么高的标准打造。

为彰显“村容整洁”,个别村落被如此精心塑造成示范点,而在另一些地方,乡村“产业兴旺”被刻意标识为一个个产业园区。在一些地方主政者看来,产业园区多,乡村振兴自然“差不了”。

贵州某县拥有8个省级农业示范园区,在全省位列前茅。该县下面的乡镇又建有“园中园”,粮油、蔬菜、畜禽、水产等各类产业项目充塞其间,近20个乡镇仅有2个没有农业示范园区覆盖。“目前可以说,村村都有大工地。”一名乡镇负责人说。

“如果发展不科学,大上项目问题会比较多。”当地干部透露,该县“摊子铺得大”,近年来农业产量虽有提升,但产地分散,加工能力匮乏,农产品供给大而不强,农业生产利润率降低。

“产业”不够,“特色”来凑。欠缺农业自然禀赋和比较优势的一些地方,则热衷打造特色小镇,速成特色样板。

贵州一位镇领导向半月谈记者介绍,镇里正在规划建设一个能容纳5万人左右的特色小镇。实际上,这个镇目前的总人口才4万多人,并且当地的小城镇建设已经粗具规模。

在贵州北部,距离县城相对偏远的某乡镇,正规划打造一个与五台山、青城山、峨眉山、梵净山等媲美的4A级景区。镇党委相关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当地着手建设“百园之镇”,两年之内的目标是100个山地公园。为一睹这“世界级名山”,半月谈记者驱车从县城出发,约一小时的山区公路,坡陡弯急。一路上可见当地村庄为响应乡村旅游发展的号召,处处开工,大搞开发。

“样板化”流于“同质化”,“铺摊子”易变“烂摊子”

乡村振兴并不是不需要示范或样板带动。但有的乡镇看到别的地方树立样板,为避免“矮人一头”,不顾自身条件,“硬着头皮也要上”,项目摊子也越铺越大。其中“样板化”流于“同质化”、“铺摊子”易变“烂摊子”的风险不可不警惕。

半月谈记者走访一些乡镇建设项目发现,不少村庄的民居和街道风格统一,样式造型设计思维单一。走在街道上,大都有刻意打造出来的古风古韵的店铺,很少正常营业,门庭冷落。

在河南一个传统农业村,半月谈记者看到了一个扶贫“样板工程”未成形即遭废弃的景象。刚刚修建的扶贫车间,除了几台缝纫机和堆着的布袋子,空无一人。

“这个扶贫车间是为了就近解决农民就业问题,而直接复制别处经验建设的。”该村驻村书记介绍,扶贫车间用于村里留守妇女闲时制作布袋,但是由于没有开拓出真正的市场,帮扶性订单结束后出现了“活跟不上”的问题。群众不赚钱,干了一段时间纷纷离开,大家的积极性受到了很大打击。

这种没有市场、没有成熟工序、没有健全管理机制,只是照抄照搬别村经验的项目工程,并没有如愿成为“样板工程”。而前期投入很大、已经树起来的一些“样板工程”同样潜伏着不小的风险。

为快速推进乡村振兴,有些地区在农业生产方面将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作为重要抓手,有的统一要求推进土地流转,大搞项目,强力招入企业、大户流转土地。部分乡镇只注重引入项目,并没有做好相关项目的长期培育、整体配套、市场开发等工作,进入的农业企业和工商资本一旦面临市场困境,就可能出现企业或大户卷铺盖走人,留下项目“烂摊子”。

河南某县一家酒业制造企业与当地合作社和农民签订了高粱种植协议,农民种植的高粱成熟后,企业组织收割工作,并承担收购、加工、储运及销售。然而,由于近年来酒业行业整体形势变差,企业出现了资金困难,不兑现责任。成熟的高粱在地里没有人收割,农民即便自己收割了,也不知道去哪里销售,农民权益受到侵害。

湖北西部的一个村围绕乡村旅游布局发展采摘产业项目,是当地一个较为富裕的明星村,然而光鲜之下亦有隐忧。2017年当地葡萄滞销,引发上访。“几年前,村里动员大家种葡萄,农户都很积极,但也担心都种葡萄将来卖给哪个。村干部说卖给游客。2017年葡萄多了,卖不出去,价格压得很低,连工钱都挣不回来。”在这名村民小组长看来,这是粗放式开发项目的必然后果。

在湖南某村,六七百亩的良田而今长满荒草。村民告诉记者,一位私企老板租用当地林地和耕地建起了一家综合农庄。中央出台八项规定以后,农庄生意一落千丈,老板欠了大量外债,2013年跳楼自杀,企业破产,这家农庄从此就人去楼空了。

“要面子不要里子”招民怨,“样板化”造成公共资源分配失衡

“要面子不要里子”,是乡村发展“样板化”走偏的集中体现,最终损害的是农民利益。

一些深受华而不实的“样板工程”之苦的农民反映,有的示范点小区表面光鲜,实则缺乏必备的公共服务支撑。有的新小区,房子建了五六年了,连路灯都不装。

湖北某村是当地政府打造的一个亮点。村里数十户搬迁户的二层小楼排成一线,整齐大气。令人吃惊的是,这里村民长期吃水的困难却一直未解决。一位70多岁的老婆婆告诉记者,她搬到村里有四五年时间了,几乎年年都缺干净水。夏天涨水的时候,水龙头放出来的是泥巴水。在外做生意的儿子只好开车回来拖水。

“房前几十米外是排水渠,因长期不清理,垃圾遍地。”一位村民说,乡村振兴不能只有面子、没有里子,房子建得再漂亮,基本服务跟不上,振兴只能是空谈。

乡村发展“样板化”走偏也造成公共资源分配的失衡。少数基础好、有区位优势的行政村甚至自然村,集聚了大多数的公共资源,缺乏优势的村则项目难求,甚至在行政村内部,也会产生不同自然村的资源分配不均。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德福认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政府应合理使用公共财政资源,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是一项基础工程。一味样板示范的马太效应造成的资源分配不均甚至不公,背离了公共资源的属性,削弱资源使用绩效,而且会影响政府公信力,造成政府与群众关系的疏离。

“一头热”:政府主导百姓旁观?

半月谈记者 宋晓东 郭强 谭元斌 汪军 刘良恒

政府规划宏伟,村民不当回事

乡村振兴迫切需要凝聚力量,群建共治,发挥农民主体作用,让农民群众唱主角。但目前不少地方是政府单方面地主抓、主推一些需要共同努力的乡村事项,农民群众反而缺席、失语,漠然旁观。

半月谈记者在中西部一些乡镇采访时,有的党政主要领导特别乐于介绍当地的规划、建设和发展,都有很系统的思路和很超前的理念,并且总结出一套模式,或用数字代表,或用文字概括。记者走村串户采访发现,实际上,村民鲜有人知道,甚至一些基层干部也搞不清来龙去脉。

在贵州省北部一个经济基础较好的乡镇,镇里的一位主要领导说,现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实现“一村一品”,规划发展产业4.8万亩,涉及几十家企业,目标是打造成“春赏花,夏纳凉,秋品果,冬看雪”的理想之地。

“人在花园里,花在公园中。坡坡花果山,田田蔬菜园。户户农家乐,人人小康家。”这位负责人向半月谈记者介绍了自己的一套乡村建设理念,称规划是第一位的,要有长远眼光、大作为。这个乡镇的村民却普遍表示,并不清楚当地党委政府的规划,如今村村都在搞建设,很少征求村民意见。

村民没有参与感,自然也难以体会到获得感。在贵州某乡镇,工程建设如火如荼,清淤泥,修建筑。当地正按照“农民自有闲置房改经营房、自留地改体验地、老百姓改服务员、保青山留乡愁”的模式推进特色民宿发展,由公司统一租赁、统一装修、统一经营管理村寨农民闲置住房,打造独具特色的乡村旅游名片。

记者一走进村庄,就有村民站出来表示不满。当地干部和旅游公司一位负责人解释,个别村民喜欢找事,但绝大多数村民是满意的。

半月谈记者在河南某县发现,当地加大力度建设美丽乡村,在村里建了党史馆和村史馆,虽然没有特别豪华的设施和投入,但建设得颇有现代城市展览馆的样子,同时还建成了当地戏曲、名人的历史展览馆。

然而,在村中走访发现,一些群众的房子仍然很破旧,村道还是狭窄坑洼,垃圾随处可见,和设施先进甚至略显气派的村史馆比起来,整体村貌让人更有落差感。

当地群众对这些政府所倡导的乡村文化建设没有太多好评。有的说,这些地方建好了以后从来没去过,“就摆那几样东西有啥好看的,还不如建个广场,说话还有地方待”;“建这些都给外人看的,村里人没人当回事”。

“干部干、群众看”,代替包办现象突出

在政府强力主导、公司强势执行之下,农民群众的意见在一些地方乡村建设中“被绝缘”。村民认为,重金打造出来的村容村貌、大铺摊子搞出的政绩项目,又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一些基层干部告诉记者,过去,村里修条路,家家户户都会积极投工投劳,十分热闹;现在,农民都忙着在外打工挣钱,村里的建设主要靠政府推动。半月谈记者在河南一村庄发现,虽然村里正热火朝天地改水、改厕、改路,却少见村民投工投劳的身影,村庄整治基本上靠政府请人在做。

许多基层干部反映:“现在能让老百姓配合你就不错了,还指望他帮着你做工作?”村民的表现却是:“这是政府的事,就应该干部来做。我们为什么要出钱出力?”

“基层干部为了做工作累死累活,村民却在一旁看,这不仅增加了政府的治理成本,也是一种角色的错位,并由此引发了许多新问题。”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德福认为,乡村振兴不能政府包办,“剃头挑子一头热”。

乡村振兴须激活农民首创精神和内生动力

农民主体作用发挥不足,有农民自身的原因,也有政府的责任。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习惯于强势介入基层自治事务,乡村基础建设、公共服务难以走出大包大揽的思维方式,“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往往只剩下“政府主导”式的单打独斗。

振兴乡村,农民其实有强烈愿望参与其中,但一些地方未能正确处理以政府为引导、以农民为主体的关系,缺乏有效措施,农民参与不进来,其积极性自然也就发挥不出来。

在乡村振兴中,农民主人翁的地位不容动摇和错位。王德福等专家认为,政府的工作应“以人民为中心”,更多地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服务于民。这就需要基层工作创新群众交流通道,打造百姓参与平台,建立基层服务机制。

激活农民的乡村振兴主体地位,需要提供更多条件,给农民赋权、放权。政府重在把握宏观方向,具体规划建设、上项目,可由市场与村民自主衔接。这既可避免乡村“千篇一律”“千城一面”,又能激发村民的首创精神和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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